《大秦赋》不敢公开的秘密:他为何能让中国2000年无法真正强大!

政经评论 01-06

想了解大秦的治国思想吗?鲍鹏山老师告诉你这本千古禁书,揭示大秦是如何成为虎狼之国的?以及大秦赋下的人民过得是什么样的生活?历朝历代盖棺定论都是一句话:天下苦秦久矣!鲍鹏山教授还是十多年前的百家讲坛听他讲水浒,与当时走红的易中天、王立群诸老师比,其实平平,当然比于丹的论语鸡汤要强。可能是央视很多顾忌,后来讲《商君书》明显力透纸背。这是一本奇书,知名度非常低,但暗藏着中国2000多年的不传之秘。商君,就是商鞅,以前有部大戏《大秦帝国》,把商鞅描绘成一名改革家、法治主义者。净是胡扯,商鞅韩非的法治,不是依法治国,约束公权,而是治民之术,驭民之术。与现代法治,方向正好相反,这本书里我们能看到一个真实的商鞅之法。

周秦之变,是华夏历史第一次千年大变局,从人身管控相对宽松的封建制转型为皇权制,有学者甚至把秦政成为“国家奴隶制”。它的特色:权力越来越集中,对社会财富的汲取能力、对社会成员的控制能力,国家机器越来越强大,而同时老百姓的福祉和自由越来越稀薄。不光是六国恐惧秦政,秦国百姓自己也恐秦。根据最新出土的秦代竹简,当时频频发生大规模逃亡事件,不是六国百姓逃往秦国,而是秦国百姓逃亡六国。“天下苦秦久矣”,这个“天下”不仅是战败国的六国人民,也包括战胜国的秦国百姓。这就是为什么不可一世的大秦二代而亡?一个楚国屌丝刘邦入关中,废除秦苛法,只“约法三章”,关中父老对汉王喜极而泣,爱戴终身。

《商君书》在古代是天下第一禁书,过去一直是宫廷教导太子的教材,只有历代君王和准君王才能读到。一本《商君书》,不足三万字,把君主治国手段的技术性细节,阐述得条分缕析,深入到洞见肺腑。汉朝时,汉宣帝的太子(后来的汉元帝)喜欢儒家,性宽厚,尚仁义,施仁政,汉宣帝知道后大惊,说我汉家是王霸并用,外儒内法,儒家的仁义道德那只是点缀,骨子里行的是商韩之法。宣帝哀叹“乱我家者,太子也!”。后人有诗为赞,“百代皆行秦政法,孔学名高实秕糠”!

有这样一本禁书,暴露了中国2000多年封建专制的不传之秘。这本书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商君书》。最初公开讲解这本书的人,就是上海电视大学中文系教授鲍鹏山。

《商君书》是有名的天下第一禁书,过去一直是太傅教太子的教材,只有历代君王和准君王才能读到。读了这本书,你就会明白,当年那个西北落后的蛮夷之国秦国,为什么能在短短的十余年间迅速崛起,最终摧枯拉朽般地统一六国?也会明白,历代君王为什么会把老百姓修理得服服帖帖,一个王朝稀松平常也是二三百年!

商鞅真的太有才了,一本薄薄的《商君书》书,不到三万个汉字,居然把封建君主治国手段的细枝末节,阐述得头头是道,深刻到无以复加。《商君书》既讲道理又讲办法,真的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哪怕你目不识丁,只要听一遍,你就可以当皇帝了!更令人震惊的是,《商君书》阐述的依法治国,集法家的丑陋和阴损之大成。《商君书》本身,就这么成了空前绝后的“严刑峻法”,读了让人不寒而栗!

《商君书》祸害最深的,还得说是治国之术,而其治国之术的核心:一是毁商,二是弱民。《商君书》主张禁止粮食贸易,商人和农民都不得卖粮,甚至连为商业贸易和人口流动服务的旅馆业也予以铲除。人民都被禁锢在自己的土地上,只能成为农民。人民不能离开半步,无法获得知识更新(也不需要),只能成为君主的生产工具。

毁商之后,再就是弱民之道了。《商君书》认为,“有道之国,在于弱民”。通过以弱去强,以奸驭良,实行流氓政治;实行一教,统一思想,进行思想控制;通过剥夺个人资产,让民众依附国家;通过辱民、贫民、弱民,使人民贫穷、软弱,实现民弱国强。如果还有强民依然没杀光,还有杀手锏——发动战争,通过对外战争,外杀强敌,内杀强民。这几点,就是中国历朝历代君主治国驭民心照不宣的诡秘暗器,是他们不惜以民生的代价来化解内忧外患矛盾,获得长治久安的看家本领!

读到这里,所有的中国式的困惑,也就迎刃而解了!为什么中国历代君主都重农轻商?为什么中国的土地一直是国家控制?为什么中国长期皇帝一人威严可以压过全国的百姓?为什么中国一直有法不依,人治大行其道,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为什么中国民众没有话语权,文字狱在中国越演越烈?为什么中国总会“恰到好处”地发动对内和对外的战争?为什么中国的太平盛世,都和老百姓的生活改善无关?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为什么秦朝之后(除了汉唐和东晋),中国人彻底失去了张扬的个性?为什么人类现代科技文化不可能率先在中国出现?同样的问题可以继续罗列,但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君主专制!这就是严刑峻法!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悲哀,是历史选择了儒家而不是法家。真正的悲哀是,秦朝之后法家并没有消失,而是通过商鞅的《商君书》的传承在专制君主的脑袋里。帝王们一直在用法家的“阴和损”,在幕后操纵着中国的兴与衰;中国的法家,就是变着法儿整治国人。

中国的儒家能在汉朝以后深入中国人的灵魂,也就不仅仅是皇帝和董仲舒的功劳了。在“严刑峻法”的修理之下,中国人也就只能从《三纲五常》的熏陶中,找到一点可怜的心灵安慰。这一点,中国和欧洲的中世纪异曲同工。在可怕的瘟疫以及阿拉伯人和野蛮民族的入侵等天灾、人祸面前,欧洲人也只能从宗教中获得了心灵的救赎。如果西方人没有宗教的慰藉,东方没有儒家的安慰,那欧洲人和中国人就只有集体自杀了!

《商君书》这种的皇帝枕边书,西方人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杜撰出来。这就是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臭名昭著的《君主论》(1513年)。不过,马基雅维利的“智慧”显然比不上商鞅。马氏不过强调君主应该抛弃道德上的考量,用冷酷和阴谋治国。无论是歹毒程度和阴损力度,《君主论》都远远不及《商君书》——这,你就不得不佩服咱中国人的“智慧”了!

不幸的是,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出现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他的倒行逆施谬论一出笼,就受到广泛的谴责。马基雅维利本人,也被指为魔鬼的化身。他的名字甚至成了欺骗和阴谋的同义词。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除了拥有拿破仑、希特勒和斯大林等几个粉丝,在欧洲根本没有市场。

商鞅所在的春秋战国,也是一个变革的时代。春秋战国到底应该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现在也难有定论。长期以来,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历史必然趋势的论调,占了主导地位。这种观点,实际上和秦始皇留在石碑上的自我赞美之词是一致的,商鞅的中国第一位政治设计师的地位,也因此无可撼动了。董仲舒不被皇帝待见,商鞅落得个“五马分尸”,但他们都获得后世连绵不绝的赞誉,你不觉得奇怪吗?你赞美商鞅,是替皇帝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

《商君书》是中国人最伟大的发明。遗憾的是,这话是对中国帝王们说的;对民众来说,《商君书》是中国人噩梦的开始。秦朝以后,中国人最终变成了肢体羸弱,只知道盲从和驯服的另类民族和大国愚民。等到中国人真正放眼看世界的时候,一切已经恍如隔世——我们已经看不懂了!

“辱民”——让百姓们屈辱的生活,没有自尊和思考,没有“体面的工作”和“生活的尊严”,整天生活在恐惧之中。商鞅主持制定的“连坐”,邻居犯法不检举揭发要受刑罚,这样人人自危,一切人监视一切人。

“贫民”——除了生存必须之外,不能让百姓有富余的粮食和财产。俗话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百姓没有了钱物,就跳不起来了。而且,那点赖以生存的物资要由国家分给,不听君主的就得饿死。

“弱民”——不能让人民强大。在身体方面,为了耕战,商鞅还是提倡“增强体质、保卫祖国”的;但在思想意识上,不可以使老百姓自我感觉良好,更不能使他们有知识,懂道理,“知识就是力量”,人民有了力量那就糟了。商鞅要让百姓时时感到很没有安全感,才有对君主强烈的依附感。

要让人民时常都感到外国敌视和侵犯的威胁,这样,人民觉得君王的伟大和温暖,才会全心全意地为君王效命。

商鞅对他的“弱民”理论进一步阐述:

以强攻强,弱;以弱攻强,强。强存则弱;弱存则强。

这意思大概是,用强民去消灭另一部分强民,那么剩下来的仍然是强民,那国家就处于弱势。用弱民把强民消灭了,剩下来的是弱民,那就好办了,国家就处于强势了。强民的存在,国家就弱;只有弱民存在,国家才能强盛。

强民,是指那些有思想有主见有本事,还跟国家作对的人;弱民自然是那些被洗脑后惟命是从,没有脑子、没有主见、没有知识、人云亦云的愚民。

除了“以弱制强”的主意以外,一肚子坏水的商鞅,还要君主“以奸驭良”。公然教唆当权者搞流氓政治,小人政治,搞黑社会。他说:

“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

这个好懂,选拔官员不能选那些讲良心道德的,假如用优秀分子来管理奸民,那天下必然大乱。要用厚颜无耻、心狠手辣的流氓来当头领,他们会把恐吓和欺骗手段用好用足,善良的人民只得忍气吞声,兢兢业业夹着尾巴做人,那就天下秩序井然,秦国也就强大了。

在商鞅一整套的富国强兵政策指导下,秦国果然成了当时的头等顶级强国。以嗜杀成性、以残杀为业的秦国,六国人谈秦色变,称它们为“虎狼之国”。

从零星的史料中,我们偶尔可以看到秦国士兵的恐怖形象——一个个腰里拴着人头的杀人机器。开始我总是不大敢相信,难道秦兵个个都是天生杀人狂?读了《商君书》才知道,这绝对是可能的。《商君书》的《境内第十九》实际上是个士兵奖励细则。这个细则,就是以人头数量来作为奖赏标准的。《境内第十九》说,“其战,百将、屯长不得,斩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百将、屯长赐爵一级。”这句话意思是说,“百将、屯长在作战时如果得不到敌人首级,是要杀头的;如果得到敌人三十三颗首级以上,就算满达到了朝廷规定的数目,可以升爵一级。”

有人从《史记》中统计,仅仅白起将军一人,就斩杀、活埋、沉水消灭敌军150万,堪称“人屠”。加上秦兵自己的死亡,再加上其他将领的“功劳”,可以想见,中国人为统一付出了多少生命!而据说当时全国总人口仅只2000多万人。

后代众多无知者,盲目吹嘘所谓统一大业,说什么春秋战乱,人民受害;没有见到学者出来统计,到底是大一统杀人多,还是分封制杀人多?

再看统一“有功”的曹操,这家伙特别中意屠城,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横加屠戮,现代有人提出要给曹操平反,一堆卑鄙无耻的小人们,如郭沫若者流,跟着起哄,也宣扬曹操是什么“知人善任”搞“五湖四海”,招贤纳士“不拘一格”的“英雄”。杀人多就是英雄,也是《商君书》的“价值观”。

秦统一了六国,按现在某些人的标准,是强盛大国,是盛世无疑了。从商鞅以来所制的各种惨无人道的刑罚,一直在盛世流传。酷刑和刑讯逼供一直是衙门破案的主要手段,神州频频出现被害者“起死回生”的神话,这就刑讯逼供的杰作。

不少国人津津乐道秦国的统一伟绩,它的强盛,它的许多“世界第一”,它的什么“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什么“促进生产力”,从不思考当朝人民是怎样熬过来的?为什么会揭竿而起?他们有过一个怎样悲惨的血泪时代?

清代的龚自珍说,秦朝看来是个强国,是盛世;但是,这种盛世,表面看来很强大,但人民并不幸福,它这个强盛撑不了多久。因为有先进的思想和有才能的人一出来,就会有成百上千的人出来围剿,来监督,用祖宗之法来束缚他,把他的才能和思想消灭。

社会要消灭的是对这个黑暗社会的忧虑、对官府横行的愤怒、对社会现象的思考;还要消灭想干事业、有所作为的思想,消灭人们仅有的廉耻感和不想沦为渣滓的心态。(“当彼其世也,而才世与才民出,则有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乙丙之际箸议第九》)

这个“强盛”的社会,最终人们都庸庸碌碌,唯唯诺诺,人云亦云,没有思考,更没有创新,没有才子、才人、才商,甚至小偷和强盗都不须要什么技术含量,可以随时作案得逞。(“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乙丙之际箸议第九》)

总之,在两千年的国强民弱体制之下,民间不断的积贫积弱积愚,整个国家最后成了一个没有生命质感的社会,万马齐喑,死气沉沉,好死不如赖活着,不但人们缺乏是非廉耻之心,甚至连犯罪都丧失了创造性和活力。

这个龚自珍,他写“我劝老天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呼喊抛弃千年陈规陋习,除旧图新,别浸沉在大国盛世的荒唐梦境里,强国弱民不是真正的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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