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才们最大的人生乐趣,就是骂别人是“刁民”

深度话题> 山巅上的加图 06-27

“刁民”这个词汇,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另一个词——“蠹民”。

2000年前,帮秦孝公变法的商鞅,是个聪明人,当春秋时代的其他诸子百家还在强调公权与私权的同一性,主张“民强则国富”的时候,商鞅的见解却非常独到。他创新性的看到了公权与私权(其实是君权与民权)的对立性,认为两者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商鞅用心端正,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指出这一点,那么咱中国早两千年出一位自由主义政治学鼻祖穆勒,写一本中国版的《群己权界论》(或名《论自由》)也不一定。

但作为野心过大的“打工人”,为了跪舔秦孝公。商鞅这小子没有像穆勒一样站在民众的视角想问题。而是打着“治国”的名义为帝王的私利操心,提出了臭名昭著的“弱民”思想。

所以《商君书》专有《弱民》一篇,开篇就提出“民弱国强,国强民弱”的二元对立理论,鼓吹“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鞅的所谓“强国”之法,就是要把民众的私权压到极低,让君权无限伸张,最好老百姓被压榨到一点议价权都没有,君王派到四方的官吏可以轻松地“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商鞅认为,把民众压抑到这种程度,他变法的效果,也就能达到了。

然后他也被车裂了,作法自毙,死的活该。

商鞅这个算盘当然打的很精,却留下了一个漏洞:人情都是有私的,你想弱老百姓,老百姓抱起团来不让你弱怎么办?

这个难题,直到法家的另一位天才后辈韩非那里,才想出天才的解法——那就是分化瓦解,在民当中又划出一群特殊的“蠹民”,告诉大家,社会搞不好,就是这帮“蠹民”总在闹事。

所谓“蠹民”的蠹,其实就是寄生虫的意思,按照《韩非子》的说法,一个国家中,总存在着五类人是所谓的“寄生虫”、“蠹民”,既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逃避公役的人)、商工之民,都是危害国家的五种“蠧民”。

对这“黑五类”,韩非子的观点跟今天很多“恨刁民”的人想法是一样的,说国家对这种人连法律都不要讲了,直接让酷吏用各种手段把他们非人道毁灭了就完了——所谓“早除之”。

这个故事一讲,很多智商和道德都比较欠费的人就觉得:哦,原来蠹民那么坏,酷吏要整的是他们,那就整呗,反正我又不是蠹民。

韩非的这个想法,确实是超前了世界两千年。两千年以后,德国有一个小胡子叫希特勒,给德国人讲了一个相似的故事,他说德国社会里也有一帮人是“寄生虫”“坏分子”,德国只要把他们消灭干净,就可以实现国家的复兴——当然我们知道,希特勒说的这帮人,就是犹太人。掌权之后通过的最初的法令就是让他们佩戴上特殊的六芒星。

于是在2000年的帝制史上,手握公权力的酷吏就开始打着“治蠹民”的完成连续不断的超限度扩张。

但这些恨“蠹民”胜过很酷吏的愚民、弱民们没想明白的一点是,一旦一顶帽子被生产出来,它的涵盖的人群,是可以无限扩张的。用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上的那句话来说,就是:

“他们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他们接着来抓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

他们再来抓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他们最后来抓我,这时已经没有人替我说话了。”

所以从历史趋势上看,“蠹民”这个词汇一经被发明出来,向“刁民”进行转化,就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而在中国历史上,最终完成这个转化的,是“清纯帝”乾隆。

今天你去翻阅乾隆的奏章,会发现乾隆不仅变用并推广了“刁民”这个词汇,并对扣上这顶帽子的人,有着特别的厌恶之情。(有趣的是,最初与刁民同时连用的,就是“泼妇”。“穷山恶水泼妇刁民”这个匾,据说就是乾隆题给中原某城市的。)

而在乾隆的批答奏章中,刁民一词的出镜率非常之高:

“靖江、崇明、二县刁民。罢市胁官。妄希冒赈。已严谕地方官。务将首恶奸棍。尽法严处。”

“山西万泉、安邑、刁民聚众之案。朕因该地方官。平日化导无方。抚绥无术。弹压无才。致凶悍愚民。如此其骄。如此其纵。如此其肆行无忌。而仍复委靡因循。为所挟制。酿成事端。地方官自有应得之罪。是以刁民既行正法。并将巡抚、总兵、以及该地方官。分别惩处。”

“四月间苏城刁民聚众哄闹。自陈镇抚无术请交部严加治罪一摺。近年各省。屡有聚众抗官之案。几至效尤成习。而吴中民情素属浇漓浮动。性喜编造歌谣。诪张为幻。谤讟繁兴。”

显然,在乾隆的理念中,刁民不再是蠹民那样“黑五类”,而是凡不服管、敢跟上级顶嘴抗衡的人,统统可以算作“刁民”。而一旦被扣上这顶帽子,乾隆又认为这些“刁民”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所以他屡屡批示,“凡此刁风,断不可长!”

这就形成了一个循环论证:清朝的地方官吏经常会有一些不合规的鱼肉乡里的举动,那么这种举动,老百姓有没有抗议权呢?如果你抗议,不好意思,你就可以被认为是“刁民”。而刁民又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所以你就又无权跟官府讲法律了。

所以与近现代社会要求公务人员在执法时要严守“比例原则”、应当对普通公民尽量保持谦和、克制不同。中国帝制社会演进到清朝这个时期,形成了一种刚好相反的思维模式——无论遇到什么不平,反而要求老百姓在公权力使用者面前必须时刻保持恭顺谦和,如果你敢“撒泼放刁”、“越级上访”、“拦轿告御状”。那么不好意思,你有理也成了无理。因为你是“刁民”,是刁民就不配被温柔对待。

而这种理念,逐渐在中国民间深入人们心,一直流毒至今。

有清一代的官僚很快就比乾隆还喜欢使用“刁民”叙事来写报告了。因为这顶帽子太好用了,只要扣上,老百姓在与官府的博弈中就处于永恒的劣势,陷入了“你敢不配合就是刁民,因为你是刁民,所以不用对你客气”的循环论证。

用今天的话说,这种叙事叫做“都是韭菜先动的手“。

而在这场闹剧中,比官吏们更喜欢说别人是“泼妇刁民”的人是谁呢?

是奴才。

鲁迅先生的小说《阿Q正传》里,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情节,阿Q第一次进城,回来以后最兴奋说的事情,居然是看城里砍头。

他连称“好看,好看!”讲述时情绪激动,洋洋得意,居然把唾沫星子都喷到对面人脸上了。

细一琢磨,鲁迅先生写这个情节实在意味深长——像阿Q这种人,绝对是社会中底层的底层,他怎么会对城里面官府杀头有这么强烈的共情能力和认同感呢?

正是因为阿Q无论经济上还是精神上都是社会的最底层,是最卑微的奴才,所以他才最需要通过“望人穷”获得精神慰藉。

而奴才能比他人强的强项又能有什么呢?当然只有“恭顺”这一条,掌握权力的人无论说什么,他都恭恭敬敬的接受,丝毫不敢反抗。

在阿Q心底里,在他决心“革命”前。一直是很以“顺民”“良民”的身份自豪的。看到“刁民”受惩,他也就最开心——让你不如我恭顺,怎么样?吃瘪了吧?

于是一个怪现象也就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形成了,在这里,最痛恨“刁民”的人,不是发明这个词汇的人,而是这个社会里最卑微、最没有骨气的那帮人。他们以恭顺为荣、时刻幻想自己是手握权力的贵人、时刻想着自己对“可恨的刁民”施以无视法律的无限暴力,并为这种意淫激动不已,拍手称快。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平素在世间行走时,时长会有“阎王好过,小鬼难缠”的感觉。那些侥幸沾了一点公权力余光的人,在执行公权力时的,往往比正规公权力执行者更为严苛、不近人情,甚至胡乱施为,越界碰瓷。

我相信,疫情封控的这些年月,你一定有过类似的经历:

你小区被封的时候,最刁难你的往往是那个平素对你最恭顺的小区保安。

以能干出为了几个鸡蛋、半夜敲人家房门,逼着孕妇写下不为例保证书,也是所谓的“志愿者”。

那些偶尔沾了一点小权的人,耍起权力来往往比正规公权力更威风,出圈,且不讲规矩。原因何在呢?

原因就是,这班人心底里就是奴才,他们最需要从对“刁民”的惩治和压迫中获得自己最匮乏的人生价值感——是的,奴才们最大的乐趣,就是骂“刁民”——或者最好,自己也能管一下、欺压一下“刁民”。

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写的真的很黑色幽默,在最后一幕,喜欢看杀头的阿Q自己被推上了法场。

也对,这种人可能也只有与他们同性格的刁横小吏们的刁难施加到他们头上,让他们进不得、退不得、哭不得、闹不得的时候,才会为自己发出几声可怜的惨呼:“不要误伤友军啊!谁来救我一下则个!”

而回答他们,恐怕只有冷冰冰的一句:“你这大胆刁民,安敢在此饶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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