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明白人為何會集體走向瘋狂?

时代微读 07-16

相信很多人會說,歷史怎麽可能會倒退,曾經的時代不可能再回來了,因為大家都已經是明白人了。而這本書卻告訴我們,即使都是明白人,也依然可能攜手走進災難,依然會集體拋棄理性。

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

戰術上,日本人取得巨大成功,但戰略上,卻是自殺。

在深陷中國戰區同時,又樹敵於美國,決策如此無理性,堪稱喪心病狂。難道當時的日本政客真是一群瘋子?

堀(音同窟)田江理這本《日本大敗局》通過對“偷襲珍珠港”決策過程的勾勒,展現出理性是如何被吞沒的——每個人都是明白人,可誰也不敢說不,都指望別人出頭、自己附和,最終釀成集體災難。

事實證明,決策失誤不僅是最高決策人的問題,更是決策機制的問題,當高層利益與底層利益分離時,瘋狂蠢行在所難免。

把球踢給東條英機

1941年10月16日,近衛文麿首相宣布辭職,第二天,天皇召見東條英機,命他為首相,這讓東條大感意外。

在近衛內閣中,陸相東條英機是個令人頭痛的人物,他力主對美強硬,在決策圈中,人人都知道東條在瞎扯,就算和美國打,靠的也是海軍,與陸軍無關,且日本不可能打贏。

據估算,當時美國石油產量是日本的500多倍,生鐵20倍,銅9倍,鋁7倍,美國平均工業產量是日本的74倍以上。

如開戰,日本年均損失戰艦140萬噸,遠超補充能力,到第三年,所有民用船只都將消失。

近衛文麿出身貴族,做事猶豫,總想討好各方,可陸軍和海軍為了搶資源,都在拼命折磨近衛,東條英機的絕招是:頻頻打出“反美”牌。在軍國主義氛圍下,“反美”等於“愛國”,有天然的道德合法性,這比邏輯更有號召力。

中層軍官多支持東條英機,他們出身寒微,靠個人奮鬥爬上來,在升職的天花板前,他們覺得高層是一批投降派文人,應統統下臺,好讓他們放手大幹一場。

明治維新後,陸軍軍人暗殺、政變被塗上悲壯色彩,因此前赴後繼,決策圈人人自危,生怕被憤青誤會,所以無人敢言反戰,在東條英機咄咄進逼下,近衛文麿只好拖延,可東條拿出了絕招:設置解決問題的最後時間點。在倒計時聲中,近衛文麿幹脆撂挑子,辭職了。

任命東條英機為首相,其實含有惡意:妳也來嘗嘗近衛文麿的滋味,妳還真敢和美國人開戰?和平的機會就這麽錯過了!

把東條英機放到首相位置,他也犯難,他當然明白,跟美國開戰是找死,但對當年吹過的牛逼,總要有個交代!

以他的地位和認知,也因該不會如此失智,牛逼吹著吹著,自己就信了。

壹群明白人為何會集體走向瘋狂?

麻煩源於“七七事變”,日本陸軍以為幾個月就能取得對華戰爭的勝利,沒想到深陷其中,造成物質資源、人力資源匱乏,連皇宮的鐵欄都被拆掉,送進煉鋼爐。

逃避指責的最好辦法,是主動出擊!陸軍產生了激進想法:進攻東南亞。

東南亞有橡膠和錫,可以威脅荷屬東印度提供石油,同時切斷中國物資供給線,逼蔣介石投降。可那裏是列強的殖民地,美國不可能坐視不管。

果然,日軍剛邁開腳步,美國便下令石油禁運,日本陷入恐慌,儲備用油只夠一年,只能盡快向美國屈服。其實,美國也有意與日媾和,此時羅斯福已決心對德開戰,他不想同時和日本打仗,他願意讓出實利,保留道德制高點。

可東條英機更需要面子,以保證他“反美”表演不穿幫,在條約中,他設置了太多復雜措辭,對皮毛問題寸步不讓。其實,美國提出過大幅度讓步的方案,但日本人沒看懂,在最後日子裏,日本人也提了讓步方案,可美國人也無法看懂。

直到日本軍機起飛瞬間,美日仍有達成和平的可能!

如果沒設置倒計時,日本外交官本可以發揮作用,羅斯福甚至對他們說“朋友之間總有商談的余地”,但負責最後斡旋的來棲知道,已經沒有時間了。

同樣,如果能在面子上妥協一點,日本將盡收實利,可怎麽向愛國派交代呢?又要“裏子”又要“面子”,結果全部丟掉。

為什麽沒人踩剎車?

在沖向戰爭的進程中,日本有幾方面力量可以踩剎車。

首先是裕仁天皇,他是反戰派,還因此遭遇過暗殺,面對戰爭動議,他的一連串反問讓將軍們目瞪口呆。可明治維新以來,從沒有天皇否決過內閣意見,他最終選擇了退讓。

其次是海軍,山本五十六是堅決的反戰派,可他沒勇氣反對上級,卻主動提出“要打贏就先動手”

在反對錯誤決策方面,遠沒他在備戰方面下的功夫多,在決定開戰的內閣會議上,海軍竟將預計年損140萬噸戰艦的預測數據壓縮了50%,變成了日本造船能力足以彌補損失的戰艦。負責人給出的解釋是:反正天皇會否決。

第三是東條英機,他“反美”是為了拉票,未必發自內心,可大權獨攬時,各方送來的都是利好消息,完美而大膽的“偷襲珍珠港計劃”放在桌面上,他敢否定嗎?那樣他將失去政治基礎他用口號綁架了日本,可口號也綁架了他。

第四是日本外交官,來棲、野村等在國際社會擁有極佳口碑,他們了解世界,是堅決的反戰派,但他們謹小慎微,寧願大船沈沒,只要不先淹死自己,就絕不主動作為。

日本自由派成了擺設

當時日本還有自由派,堅決反戰,可他們朝中無人,民間亦應和者寥寥。

在大正(裕仁天皇的父親)年間,自由派一度左右政局,帶來空前的自由氛圍,卻遭遇戾氣劇增的局面。

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社會各階層變動極快,可上層卻相對封閉,這讓人人都覺得自己利益被剝奪了。

有怨氣,又缺乏政治表達空間,仇外成了最好的泄憤渠道,在教育、媒體推波助瀾下,“愛國主義”一家獨大,可透過這面扭曲的鏡子,人們看到的是一個完美無缺的日本!

面對現實的種種不如意,日本民眾將責任推給了“賣國賊”,崇尚西方思想的自由派成為眾矢之的。

首相近衛文麿是自由派大佬西園寺公望一手提拔起來的,但西園寺本人差點在政變中被殺,他後期和近衛觀點差異越來越大,甚至不再往來。

兩人都反戰,但近衛基於實力分析,認為開戰必敗,而西園寺則基於“萬國之上還有人類在”的價值觀,反對為本國利益放棄道義準則。

事實證明,西園寺具有先見之明,在“偷襲珍珠港”決策過程中,沒有一個高層人物從道義立場上提出異議,他們都是徹底的功利主義者,而沒有道義高度,靠貪婪很容易結成罪惡同盟。

值得反省的是,西園寺的自由主義思想為何在日本沒市場?這確有思想傳統、文化傳統的責任。

壹群明白人為何會集體走向瘋狂?

為什麽類似的災難在不斷重復?

當所有腳都不去踩煞車時,結局可想而知,其實,這樣的悲劇在近代東方絕非個案,而是在反復發生!

從這本書中,我們不難得出四層體會:

首先,後發既是優勢也是劣勢:

後發者借鑒別人來減少“試錯成本”,是為“後發優勢”。可進入相持階段,又會出現“後發劣勢”:一方面,未經試錯,社會就缺乏訓練,無法化解高速增長帶來的集體浮躁心態。

另一方面,後發者天然有方向感,只需跟著強者就行,可一旦持平或領先,就會出問題,因為其發展不是內生的,是模仿而來的,是在“與別人比”中獲得的,比的對象一旦消失,就可能走向盲目。

盲目加浮躁,必然無視普世性,陶醉於自我的特殊性,最足釀成災難。

第二,要警惕民族主義綁架社會:

民族主義是美好的情感,也是值得尊重的價值追求,但政治理想應與社會保持一定距離。

社會生活豐富多元,不能用政治標準來衡量。

萬物進化是一個不斷分化的過程,人類也如此,政治與社會的分離是大勢所趨,也是邁入現代化的必經之路,執著於不分彼此的混沌狀態,不僅約束整體進步,還會造成歷史退步。

政治標準往往神聖,能給人存在感與激情,從而忘掉現實的平庸與挫折,日本之所以走向戰爭,中層軍官是重要推力,由於制度遮蔽,他們看不到全部真相,特別容易被神話、激情所欺騙,如果高層以為用制造神話、煽情就能凝聚中層、把握更多的資源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雖然生物界經常是牛搖尾巴,但在權力場中,常常是尾巴搖牛。

第三,有人反對總比沒人剎車要好:

雖然歷史不能假設,但如果來棲、野村能不顧一切,果斷向美國讓步,結果會不會改變呢?但,在專制的刺刀下,勇者早已犧牲了,剩下的都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只有工具價值,人類的尊嚴與情感完全被閹割掉。正如山本五十六反對自殺潛艇,但依然在實戰中使用,表示一下異議,已是有人性的最高證明了,靠這樣的人,怎麽能對抗專制主義?專制的特色就是不接納反對派,進而變成消滅反對者,然後是消滅反對聲音,最後是消滅不贊同的聲音。

一個社會缺乏“忠誠的反對者”,只會增加“不忠誠的贊同者”

逼人天天喊偉大,是在批量培養佞臣,而佞臣哪裏會踩剎車。

第四,警惕從錯誤走向更大的錯誤:

日本原本有足夠機會來修復錯誤,既然受侵華戰爭拖累,退兵就是,雖然沒得到想要的,但至少不用再付代價了。

然而,在專制社會中,高層權力缺乏合法性,只能扮演全知全能,才能號令手下,它決不能犯任何錯誤,當大家都看到他犯錯誤時,他只能用更大的錯誤來掩蓋這個錯誤。

從錯誤走向更大的錯誤

因為做決策層不要直接承擔錯誤後果,選擇讓別人去送死,總比選擇讓自己死要容易,說到根上,還是制度問題。

值得商榷的史觀本書搜求材料甚勤,展現出歷史更豐富的側面,但遺憾的是,作者往往逆推當事人心態,這很難被視為嚴肅的歷史研究。

畢竟人的想法在不斷改變,再多材料,也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確實是這麽想的,在貌似合理的遮蔽下,其實推銷的是作者的歷史觀和認識水平。

將寫歷史還原為寫人,確實更好看,但這就混淆了歷史與文學的界限。作者試圖證明:錯誤決策出臺的根本原因在於決策群整體素質不行,不如明治維新那一代。

這固然是日本社會對“二戰”的主流反省之一,但它忽略了對社會、文化、制度等層面的反省!

換言之,如果找對了人,日本就能走出困境,卻忘掉了明治維新也有太多妥協,在當時,優秀人物彌補住了制度的裂縫,可這個裂縫隨著發展的壓力日益變大,終會發展到誰也補不了的地步。

就算東條英機這一代沒出問題,將來也會出問題的。

多余的話

記得20年前,曾和友人閑聊“未來最擔心什麽”,我說社會發展後,最大危險是民族主義狂熱。友人不以為然,認為我沒有到“底下”看一看!腐敗、貧窮、無秩序、愚昧比比皆是,哪個不比民族主義更可怕?

然而,20年後卻證明,這一切都能轉化為民族主義的資源。如果說未來20年最擔心什麽,那就是歷史倒退,相信很多人會說,怎麽可能,曾經的時代不可能再回來了,因為大家都已經是明白人了。而這本書告訴我們,即使都是明白人,也依然可能攜手走進災難,依然會集體拋棄理性。

還是說那句最俗的話吧:以史為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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